铁人铁托

yangrufeng — Mon, 23 February 2009 17:40:31 +0800

他出身卑微，献身革命，曾三次被捕；他是在二战战场唯一负过伤的总司令；他被宪法规定为党和国家的终身领袖；他享有帝王般至高无上的威望和权力，却始终洁身勤政直至永别爱他的人民。铁托——他是一个传奇，更是一个谜！

1957年毛泽东访苏。

就如何对待铁托和处理兄弟党的关系，毛泽东中肯地批评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我们这次也给铁托发了请柬，他回信表示不来。这很好，说明他失礼。如果他来了更好，我们可以趁机狠狠地批他一下。”毛泽东当场表示不同意这种意见，诚恳地说：“斯大林整铁托整得够苦的了，九国情报局把人家开除了，人家肚子里能没气吗？心里有话到这儿来大家交谈交谈不是很好吗？怎么能来了就批呢？”他还说：“你这个人脾气不好，常对兄弟党发脾气，这样很不利于兄弟党的关系。”

穿越猎杀，演绎铁血传奇

据说，斯大林死后，人们从斯大林的私人档案中发现了一张铁托写给他的便条，上面写道：“亲爱的斯大林同志，请你立刻停止向南斯拉夫派遣暗杀我的间谍。我们已经逮捕了你派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七名间谍。你如果还不停止这种勾当，我将被迫派自己的人前往莫斯科。如果我真这样做的话，用不着派第二个人，就可以干掉你。”

此事的真假，不得而知。但有史可查，苏联老大哥斯大林因不满铁托的所作所为，的确曾想取这个不太听话的老弟的项上人头。

铁托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无数次遭遇凶险，但最终都化险为夷，死里逃生。

希特勒曾出动重兵围剿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并悬赏10万马克取铁托的人头，结果不仅没有捉到铁托，反而使铁托的声望越来越高。面对铁托，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束手无策，一心“锄奸”的斯大林费尽心机实施暗杀，同样未能奏效。

二战以后，南斯拉夫是紧随苏联第二个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铁托自然也就成了斯大林在东欧国家领导人中最可靠的盟友。但这种蜜月没维持多久。铁托慢慢觉察到了苏联政策的霸道，在与斯大林的交往中，他感到自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在南苏经济合作的谈判中，铁托提出南斯拉夫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计划，斯大林却表现得相当冷淡，说：“你们要重工业干什么？我们乌拉尔有你们需要的一切东西。南斯拉夫最好集中力量开发它丰富的矿产资源，以满足苏联的能源需要。”

铁托坚决不同意，他不能让南斯拉夫成为苏联的附庸。

在解决南斯拉夫与意大利、奥地利的边界问题时，斯大林更是粗暴地干涉，在不向南斯拉夫打招呼的情况下，便俨然以太上皇的面貌出现，擅自同意关于南意、南奥的边界方案。铁托深感气愤和震惊，他明确宣布斯大林不能代表南斯拉夫。

对铁托坚定的独立性和桀骜不驯的态度，斯大林十分恼火。莫斯科开始公开指责铁托“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和凶恶的“杀人犯”。

于是，正当铁托在南斯拉夫踌躇满志地进行社会经济变革时，已步入古稀之年的斯大林决心除掉铁托——他这一生中最后一个，也是最强硬的一个政敌。先是政治围攻，继之经济封锁，但都奈何不了铁托；武装干涉吧？条件又不成熟。斯大林只好把除去铁托的任务，交给了克格勃。

国家安全部很快拟出一份绝密请示，呈报斯大林。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苏联国家安全部请求批准由非正式特工马科斯着手准备一次对铁托的恐怖行动”。

所谓“非正式特工”，就是指那种无论其行动成功与否，都不需要苏联政府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编制外”特工。这个化名“马科斯”的苏联公民，10年前就参与过刺杀托洛茨基的恐怖行动，现在的身份是哥斯达黎加政府驻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特命全权大使。他曾多次成功前往南斯拉夫，并与铁托周围最亲密的战友打得火热，甚至得到了对铁托进行私人拜访的权利。于是，马科斯的上司认为，马科斯的地位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铁托采取有效手段的机会”。

报告说，1953年2月初，苏联安全部门有关负责人曾把马科斯召到维也纳，秘密地就如何对铁托采取恐怖行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根据安全部负责人的要求，马科斯先提出了几种他认为效果最佳的暗杀铁托的方案：

第一种方案：安排一次马科斯与铁托的私人会见。会见时，通过藏在马科斯衣服中的一种无声装置，释放出大剂量的能引起肺部感染的细菌——这种细菌肯定能使铁托和所有在场的人死亡；事先提供给马科斯一种先进的抗感染血清。

第二种方案：在铁托预定的近期对伦敦进行访问的过程中，派马科斯到那里去，利用他的官方身份，以及与南斯拉夫驻英国大使弗拉基米尔?维列彼特的良好私人关系，弄到一张南斯拉夫大使馆以铁托名义举行的招待会请柬。然后，在招待会上用无声手枪完成暗杀行动。与此同时，释放催泪瓦斯，在人群中引起混乱，以便使马科斯消灭一切痕迹，并逃离现场。

第三种方案：利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一次邀请外交使团出席的正式招待会，由马科斯依照第二项计划的方法实施暗杀。

但是，参加秘密会晤的安全部负责人对上述三种办法都不十分满意。因为后两种办法很容易失手，前一种办法则未必能够绝对保证释放出来的细菌数量达到要求。因此，马科斯又提出了一种更为可靠的办法，即由他安排一名哥斯达黎加的代表，送给铁托一个装满珠宝但暗藏毒气的盒子。当铁托打开珠宝盒时，就会吸入从盒子的夹层中释放出来的可以即时致命的毒气。安全部人员要求马科斯进一步对这一暗杀行动作全面研究，提出一种他能够实施的最有效的行动方案。

在给斯大林的这份报告中，安全部除说明了上述情况外，还明确表示，马科斯是执行这次对铁托的行动的最适当人选，“马科斯的个人品质和间谍经验使他完全适合于完成这样的任务”。报告请求斯大林批准采取行动。

然而，安全部的这份报告呈上去不足一个月，斯大林便去世了，这一行动也随即终止。没有证据显示斯大林是否赞成报告提出的行动计划，但可以猜测的是，斯大林很可能是赞成这个计划的，因为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并且肯定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进行的。而且，马科斯事实上已经给他的妻子写好了一封“诀别信”，一旦暗杀行动失败，便可以此来掩人耳目，避免把苏联政府卷入其中。当然，也不排除斯大林认为计划还不周密，因而尚未决定取舍的可能。

但无论如何，既然这次暗杀行动已经进行到如此地步，除非铁托突然改弦更张，重新赢得斯大林的信赖，否则很难设想会半途而废。如果不是由于斯大林的突然去世这个意外的原因，铁人铁托能不能再次逃脱暗杀？

铁托永远是铁托，他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一心一意建设自己的国家。面对南斯拉夫几乎被国际社会完全孤立的严峻现实，铁托积极努力，寻求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自主与独立。

1955年的万隆会议使铁托深受启发，他由此产生不结盟思想。1961年9月，由铁托等人发起，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第一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在会上，铁托发表了长篇演说，阐发了自己关于不结盟运动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次会议，使铁托的不依附于任何大国，不屈服于大国压力，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不仅为参加国所接受，同时也成了这些国家的共同愿望。同时，通过这些外交活动，南斯拉夫打破了在国际上被孤立的困难局面。

铁托在与斯大林对抗的同时，在国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积极探索出了一条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鉴于铁托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争取人类进步的事业中所起的独特而卓越的贡献，先后有59个国家授予其98枚勋章。

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铁托都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终于病倒了。1980年5月4日，铁托与世长辞，终年88岁。

5月8日，南斯拉夫人民为铁托总统举行隆重的葬礼。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党派组织派代表团前来为铁托送行，其中有35位国家元首、3位君主、8位副总统、24位政府总理。中国也派出了党政代表团参加铁托的葬礼。这一天，许多国家都下半旗致哀；许多国家领导人、著名人士发表文章或讲话，悼念铁托总统，颂扬他为南斯拉夫人民，为世界和平建立的伟大功勋。

南斯拉夫人民按照铁托生前的意愿，将他安葬在居住过30年的官邸庭院里的一座小花园里。铁托静静地躺在花丛中，白色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简单的几个字：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1980）。

英雄爱美，不因红颜断魂

“伟人的私生活不会对评价他们的历史作用产生任何影响。”这句话，鼓励和宽慰了面对清教徒似的党组织有些尴尬的铁托。

妻子只是妻子，除了作为夫人而外，她们基本上只以个人身份出现而不起任何直接作用，这是典型的铁托作风。这总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把私生活置于政治之外——这使铁托在因胜利而变得高高在上的年代中，以及在他的同时代人大多数相继逝去的日子里，得以享受友谊和温暖亲密的家庭生活。

铁托一生中有过四个女人。他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结了婚，同另外两个是同居关系。这四个女人在他的一生中起了重要而又不同的作用，但是，没有哪一个改变了他的生活，更不用说影响他的重大决策了。

铁托的四个女人都非常漂亮，而且跟他相比，她们一个比一个年轻。

1920年9 月，铁托从苏联回国，陪同他回国的是他的年轻而美丽的俄国妻子贝卢斯诺娃。她也是一个共产党员。

铁托和贝卢斯诺娃生了3 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儿子活了下来，名叫扎尔科。在铁托于1928年被捕之后，贝卢斯诺娃带着他们的儿子回苏联去了——对于一个丈夫已被捕的妻子来说，这样做并非不寻常。当她的丈夫仍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她在俄国改嫁了，并且把他们的儿子送进了一家保育院。由于他们的儿子性格不受管束，还由于苏联的教育方法问题，这个儿子很不喜欢上学，变得像一个流浪儿。后来，当得知儿子在保卫莫斯科时失去一条胳膊的时候，铁托不禁既悲痛又自豪。

铁托从不说起贝卢斯诺娃，他后来几次访问苏联时都没有见她。

铁托的第二个女人叫赫尔塔·哈斯，她是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的一个大学生，一个犹太裔的斯洛文尼亚姑娘。他们是在1937年春天相识的，那时候铁托正从事党的地下活动。赫尔塔是一个性情温柔、体态匀称的黑发女郎，她的身上流露出一种内在的热情。她深深地爱慕着铁托。

但由于种种原因，赫尔塔与铁托二人最终未能长相厮守。大战结束后，赫尔塔同另一个人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尽管当她谈到铁托时隐约地流露出不满，但她从不让人忘记铁托是她儿子的父亲，而且从不说铁托一句坏话。她总是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赫尔塔岁数现已超过90，至今仍在克罗地亚自己的家中生活。她和铁托的儿子米沙，则一直在克罗地亚外交部内工作，前不久刚刚被任命为克罗地亚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与赫尔塔分手后，铁托的生活中又走进了一位女大学生。她的名字叫达沃尔扬卡·帕乌诺维奇，从贝尔格莱德被派到萨格勒布来参加秘密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无线电训练班是在萨格勒布的一所公寓里举办的，铁托经常去那里，一来二去两人就互相认识了。南斯拉夫被占领之后，铁托和政治局回到贝尔格莱德，那时达沃尔扬卡和铁托已经是形影不离了。达沃尔扬卡的身份是铁托的秘书，虽然她的能力不强，也不太勤奋勇敢。

达沃尔扬卡长得特别漂亮。她那炽热的表情使她变得越发美丽。她的身材修长，而且非常匀称，皮肤略显茶青色，有一双闪闪发光的黑色大眼睛。她具有罗马尼亚妇女的那种异国情调的美，鉴于她的故乡有罗马尼亚族少数民族，她的家庭里也许具有南斯拉夫族之前的古老民族的混合血统。

1941年春天，当铁托在贝尔格莱德同达沃尔扬卡一起露面的时候，他面临着一个尴尬的问题：贝尔格菜德的党组织提倡和实施清教徒的准则和行为，你只有在终止了以前的伴侣关系之后，才能更换伴侣。铁托虽然不鼓吹清教主义，但他也的确感到了为难。

回到贝尔格菜德的达沃尔扬卡，同铁托的特殊关系，使她陷入一场保全尊荣体面的斗争。她无时不在担心自己会被撇在一边。她是在战时——在游击战中，在森林和山洞里，在农民的房舍里，在断了炊粮、面临着死亡威胁的时候无情地进行着这场斗争的。但是，这种地狱般的生活非但没有扑灭，反而燃起了她的强烈的情欲和勃勃的雄心。达沃尔扬卡常常在最出乎意料的时候和最不应该的场合，寻机和人吵架，出风头。她谁都不放过，包括铁托在内。很快就没有人喜欢她了，因为她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铁托渐渐地对她不能容忍，但是他认为，他不能和她脱离关系，不然的话，他在党内的地位会受到损害，清教徒们会骂他喜新厌旧。

战争结束时，达沃尔扬卡得了肺炎，被送到苏联治疗。当她病愈回到白宫铁托身边之后，就很少露面了。她时常露出苦笑，好像在乞求宽恕。达沃尔扬卡于1946年去世。遵照她的遗嘱，她被埋在白宫花园里，以仍然陪伴在铁托的身边。

伴侣去世，铁托的生活需要新的女人。但新欢新爱显然只能在最接近的人中去寻找，因为他的行动不自由；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个人消遣的时候，铁托都受到他的警卫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的严密监视，他们不仅保卫着他的生命安全，协助他从事重要的工作，而且还把他当作党的英雄主义和道德品行的化身。

专门帮铁托料理家务的塞尔维亚美女约婉卡·布迫萨夫列维奇，很快受到了注意。约婉卡是一个身体健壮的动人的美人，她有着令人艳羡的乌黑长发和白皙的肌肤。她虽然不会卖弄风情，却不乏女性的妩媚。她像一个修女，聪明而内敛。她经常穿一身军官制服，配上束紧腰带，就更显得苗条了。在她那稍微歪戴着的游击队员帽子下面，露出铁托从未见过的最柔滑最浓密的头发。她细嫩的面颊上，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显出耐性、关怀和一片忠诚。约婉卡成天围着铁托转，随时随地伺候在一旁。到1946 年，铁托和约婉卡之间大概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亲密关系。约婉卡在认识铁托之前，未有过恋人。这年她23 岁，铁托55 岁。

约婉卡像一个发誓为自己的丈夫献出一切的农妇一样，小心翼翼履行着自己的日常职责。多少个夜晚，当人们去拜访铁托的时候，总是发现她坐在过道里，和警卫一起守卫着铁托，直到铁托就寝为止。在这种情况下，钦托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必然对她产生妒忌和不信任。她同铁托的亲近，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有野心，拍马屁，女性的奸诈，情欲，利用铁托的独身，贪婪等等，没有一种说法对她是公正的。保卫人员出于恶意和不信任，时而强迫她先吃第一口她一片真诚为铁托做的饭菜。

这种状况持续了6 年——充满怀疑、恶意和妒忌的漫长的6年。但是，出于对铁托的热爱和格尽职守，这个年轻的女人耐心地坚持下来了。起初她只是认为，铁托是党内和战时的神明，为他作出牺牲是应该的。但后来，她渐渐觉得铁托也是血肉之躯，并且深深地爱上了他。所以，她能默默无闻地忍耐着一切。她下定决心，如果需要，不惜毁灭自己，不惜在她向往的神明身边，日渐凋谢，不为人晓。

1951年初，铁托患了急性胆囊炎在患病期间，约婉卡对铁托的关怀和护理，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同寻常、无微不至的，而且加强了两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对铁托身边的那些人来说本来已经可以明显看出，现在变成公开的、自然的了。在动手术的头天夜晚，政治局委员们和医生们吃罢晚饭，在客厅里呆着聊天。铁托虽然有点儿担心动手术，但是似乎非常喜欢当时热烈而又不带政治色彩的气氛。约婉卡也在那里，第一次超出了充当护理这样一个虚假而又不自然的角色。谈话转到伟人和他们的私生活方面来了，有个叫拉弗里奇的大夫或许意识到铁托和约婉卡之间的关系，故意说道：“伟人的私生活不会对评价他们的历史作用产生任何影响。”

在场的人，都没有表示反对。拉弗里奇大夫的话鼓励和宽慰了铁托和约婉卡。

1952 年新年伊始，铁托同约婉卡结了婚。在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对南斯拉夫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约婉卡第一次公开露面。她激动而又有些怯场，就像俄国小说中描写的首次参加舞会的少女一样。

由于过着她了本来无法获得，也没有为此作好思想准备的显赫一时的生活，约婉卡很快就拜倒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权势和声望之下了。约婉卡很快就显得派头十足了——爱打扮，自命不凡。她和艺术家、记者、电影界人士交朋友。据说她曾建议以铁托甚至以她自己作为拍摄电影的专门题材。虽然，事实上约婉卡并没有卷入政治纠纷，更没有参与决策，她的工作范围只是料理家务，照顾她的丈夫，主要考虑的是怎样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但她和铁托两人之间的裂隙仍是难以避免地产生了。当两人分居的消息宣布后，外面谣言四起：约婉卡同塞尔维亚将军们密谋；她是亲苏分子，她操纵最高级官员的任免；她对她贫瘠的家乡利卡被忽视而表示不快……

约婉卡作为铁托夫人所享受的高规格待遇，于1977年被突然中止。她作为一个阴谋篡权的罪人，在某个深夜突然被逐出铁托寓所，当时只穿着一件睡衣和外套。

随后，约婉卡就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1980年铁托去世后，约婉卡的处境进一步恶化，铁托的的继任者将她软禁并没收了她所有财产。约婉卡后来一直隐居，只是每到了铁托的生日和忌日才会外出，她会精心挑选一束鲜花，献在铁托的墓前。今年82岁高龄的约婉卡依靠微薄的国家养老金生活，目前住在贝尔格莱德的一栋破旧的别墅里。

威严自处，成就铁腕主宰

年逾80，仍是南斯拉夫国家的主宰。与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都已消逝，唯他依然健在。他是那些在20世纪的早期成长起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掌权并成为伟大的民族领袖的最后一人。

他欣赏权力，但未被它腐蚀。他是无情的，但不肆意暴虐。他喜欢名望，但不牺牲品德，哗众取宠。他具有一种夺取成功的巨大干劲，这使他不论遇到任何机缘总会登峰造极。他接受了与他那近于帝王的高位和伟大相称的一切，但从不做得过分。

1941年11月，德军和南斯拉夫伪政权力量米哈诺维奇联合作战，企图一举消灭铁托领导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力量，铁托率领游击队撤离乌日策市向兹拉蒂博尔山转移。随后，他组建了一支新型的军队——无产阶级第一旅。

以铁托为核心的最高指挥部，给游击队规定了极其严格的纪律。这些纪律不但适合于无产阶级第一旅，而且适合于各级分遣队。严明的纪律使游击队形成了一套光荣的传统，而这种传统，不但使军队具有了顽强的战斗力，而且对赢得人民的爱戴和信赖，对形成鱼水般的军民关系，起了决定性作用。不久，最高指挥部已经直接指挥着5 个无产阶级旅；而全国的游击先遣队合在一起，人数已达10万之众。

但与凶猛的敌人相比，此时的革命力量仍显得比较微弱。当1942 年3 月底德军、意军在南斯拉夫反动派的配合下，发起对解放区的第三次攻势时，最高指挥部又放弃了刚建立的解放区，向西转移。

征途中，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游击队都始终坚持着铁的纪律。解放扎热奇时，无产阶级第一旅第一营的两名战士进入一家农舍时，从这家女主人手中夺取食物填饱了自己的肚皮。女主人到营部来控诉了他们。全营战士列队集合。两名战士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被当场宣布判处死刑。两个人都要求在刑前向全营的战友讲几句话。他们的要求被获准。其中一个战士说：“同志们，我认为对我的惩罚是公正的。我犯了大罪，你们知道，我们的旅走遍了南斯拉夫，从敌人手中解放了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它带来了自由，而我却破坏了它的名誉。我弄污了红星和镰刀斧头旗……同志们，对着我开枪吧，手不要发抖，因为这个处分是一定要执行的……”他们静静地面对枪口站着。枪声响了。开枪的战士们眼中充满了泪水。

游击队的战斗力越来越强，他们的进攻完全出于敌军的意料之外。当德、意的将军们在讨论究竟由谁出兵、在哪里实施攻击的时候，一个又一个城市落入游击队之手。游击队不但扩大了解放区，而且壮大了队伍，沿路上，成百成千的新战士参加了无产阶级旅。

最高司令部接近目的地——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时，整个作战形势便缓和了下来。

一天，无产阶级第一旅的驻地，由贝尔格荣德和萨格勒布的游击队演员组成的小剧团，决定为军民演出一场。一个消息向小剧团传来：铁托要来观看演出。

演员们听了这个消息十分兴奋。他们决定尽量把演出弄得隆重些。有人出主意，在台上挂起幕布。大家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七手八脚，用床单、毯子、帐篷布和油布联缀起来的“多彩幕布”出现在舞台上。大家还在舞台上新添了布景，台下，最接近舞台的地方，为铁托等贵宾放了“沙发”——若干只木箱。

准备全部就绪。铁托等来到现场。

演出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第一个节目是集体诗朗诵：《我们是人民战士》。

主持人报告节目后，演员们个个以立正姿势站在舞台上，等待“幕徐徐拉开”。

一位战士担负着拉幕的任务。他在台上跳了一下，随后干他的工作。但是，幕没动，拉幕的绳子断了，用手拉，幕布一动也不动。这位战士忙了一身汗。

开始，人们都默默地等着，整个“剧场”都无声地看着这一切。后来出现了笑声，场面变得轻松起来。幕拉不动，只好把幕拽下来了。

但真是“祸不单行”。诗朗诵后，是一个滑稽剧，在演出过程中，先是一盏灯熄灭了，不多时，第二盏灯，也是最后一盏灯也熄灭了。事实证明，灯已无法修好。幸好，当时皓月当空，月光洒在舞台上，反给演出增了色。

晚会结束后，铁托上台祝贺他们演出成功。他说他“看得很起劲儿”。

演员们又兴奋起来，不过，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差错”：“铁托同志，请你原谅，我们在技术方面没有过关。”

铁托听罢，又爽朗地笑了起来。

经过了十几个月的孤军奋战之后，游击队终于与西方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与苏联的联系也有加强之势。经过多年的艰难奋战，南斯拉夫人民迎来了新的春天。

1953年，南斯拉夫进行普选，铁托当选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这时，南斯拉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孤立状态，但是包围并没有被完全打破，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还严重存在。铁托与他的战友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行动上不敢有半点儿怠慢。

成为国家元首之后，铁托的工作习惯和过去大致相同。他喜欢和同事们一道工作。虽然他一向威严自处，却喜欢与善于独立思考、敢讲真话的人一起讨论一切问题。他与人共事脾气通常是好的，但对笨蛋却不太能够忍受，而一旦由于愚蠢或缺乏效率出现问题时，他就会勃然大怒。不过，他会旋即平息。

铁托仍然住在鲁蒙斯卡大街15号一所中等大小的房子里，他的办公室也在那里。铁托每天清早起床，先是做半小时的瑞典式体操，然后去花园散步。吃完早餐，他便立即到办公室去。

先读晨报。他读得很仔细。铁托尤其对报纸上刊登的读者来信非常感兴趣，他认为这些信件常常表露了人民的情绪。铁托对南斯拉夫通讯社的所有新闻稿都不放过，他指示秘书，不要在消息上标出任何记号，而由他自己从头到尾看。《泰晤士报》、《经济学家》、《新政治家与民族》、《论坛报》、《纽约时报》欧洲版、《纽约先驱论坛报》欧洲版、《外交》季刊、《新苏黎世报》和莫斯科的《真理报》等，都按时送到铁托案前。

看完报，铁托接着阅读信件。来自国内外的信件是很多的。每天上午，秘书和他的助手们把所有信件内容的摘要列成一个单子。这些摘要用打字机打在红色小卡片上，然后将纸片卡在原信上，铁托看信后用蓝铅笔将如何处理的意见写在信纸的一角。这是一项繁琐的工作，有时要花费整整一个小时。

多数的信是对当局的某些措施的抱怨。这些抱怨信件都转给铁托的一位特别秘书，由他查明抱怨有理由与否，他要求政府机关或其他组织部门提供更多的材料，然后拟出一个情况报告。还有许多来信，是各式各样的请求。例如，有生第9 个孩子的家庭要请铁托当孩子的教父的，有牺牲了的游击队员的家庭抱怨他们的抚恤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有抱怨他们从房子里被赶了出来的，等等。大多数情况下，铁托都会给他们一个肯定的答复。还有一批特别信件是老百姓们叙述他们的发明创造的，偶而也有出奇的幻想。例如，一个农民写信给铁托，说他发现了“永动机”。铁托立即回他一封长信，告诉他“永动机”是不可能的，他最好把精力用到发现有用的事物上去。

铁托也收到很多国外来信。大部分是题词收集者的来信。很多人也写信索取关于南斯拉夫同苏联冲突的资料。铁托的传记片断在《生活》杂志上登出后，铁托收到很多美国的来信。一个南斯拉夫血统的美国人送给他一张住宅照片和一封信，信中写道：“铁托，如若你有困难，请到我这里来。我将把我住宅的一间房子给你住。”

看完报纸和信件后，铁托就正式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他批阅电报，起草法案，会见客人。客人中有许多外国人，其中有外国来南斯拉夫的官员，也有新闻记者和艺术家。铁托通常通过翻译跟说英语的客人进行交谈。虽然他几乎能听懂谈话的每一个字，但在说的方面仍有困难。译员在为铁托翻译时必得非常小心。他们若是简化一个论点或用语轻重不对，铁托就要马上打断，给予纠正。除了他的本国语言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之外，铁托还懂几种别的斯拉夫语，如俄语、捷克语和斯洛文尼亚语。他的德语说得很好，能听懂和阅读法语和意大利语。铁托还能说吉尔吉斯语，这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国当战俘时学的。

铁托的办公桌上，每天都放着南斯拉夫出版的最重要的书籍。他会把所有的书都翻阅一下，拣最感兴趣的拿到他的私人图书室去。午餐过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独自呆着，读书或者休息。

铁托喜欢音乐，他最喜欢维也纳轻音乐。有人问他喜欢不喜欢爵士乐。他回答说：”那不是音乐，是鬼叫。”铁托家里有不少画的原作和复制品。对于绘画，他是这样说的：”文艺复兴派我最喜欢。我在莫斯科时曾经研究过格拉西莫夫和其他一些人的作品。这些根本算不得是绘画艺术，它们给人们的印象是，画这些画的人简直没有灵魂，他们用画笔就好像用铁锹一样。”铁托也喜欢体育。骑马是他喜爱的运动之一。他常常在贝尔格莱德四周的树木葱茏的小山之间驰骋。每逢星期六，铁托往往出城打猎。铁托的枪法很好。但是他很少真正打猎，倒是更喜欢在旷野走走。

晚餐后，如果不看电影，铁托就请些客人来聚。铁托是个善于社交的人，由于他好客，座上常有客人。例如他常常请40个朋友来一道度除夕。这时他们还跳舞，铁托常常表演他年轻时在维也纳学的华尔兹。铁托在晚间最喜欢的还是讨论问题。这样的晚上通常以一种叫做”纳什皮策”的特殊的台球比赛开始。一场比赛打到有人赢到100 分就算结束，不足50分的人要受到捉弄。打台球的时间不长。之后大家坐下来开始讨论，所谈的通常是些理论问题。常常是，某人提出一个论点，展开讨论。有时候时间拖得很长。如果当天晚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讨论在第二天晚上继续进行。

讨论中，铁托展望未来，也回顾过去。南苏冲突在铁托的政治生涯中占有重要位置。这段历史是难以令他忘怀的。当别人问他如何看待这段往事时，铁托是这样回答的：“我亲眼见到，在大战中游击战士们倒下去的时候，嘴里还喊着斯大林的名字。对于1948 年以前我们公开而真挚地瞻望苏联一事，我们不需要隐瞒，现在也不需要感到羞愧。对以前的幻想，我们不感到羞愧；恰恰相反，我们应引以为自豪。那是些积极的东西，反映出我们对进步和社会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信仰……斯大林用脚粗暴而残酷地践踏了这些东西，那深深地伤害了我们，但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没有丧失信心；我们开始对斯大林丧失了信心，因为他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

谈到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时，铁托说：“伟大人物只有在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愿望并且同人民打成一片的条件下，才能创造历史并且在其中起巨大的作用。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同人民割裂开来，而且总想被高高地供起来，那么他只会引起畏惧和憎恨。”

摩索博河的城堡㊣

铁人铁托